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的檀香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在《兴中会章程》中指出:“中国积弱,非一日矣……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人邻邦,文物冠裳轻于异族。”同日在《兴中会同盟书》中称“驱除鞑虏,恢复中国”。这里的,“剪藩”、“异族”、“鞑虏”通指满清政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反满”。此后孙中山多次强调“志在驱逐满洲人。认为民族革命就是“将满洲鞑子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去”。孙中山是革命派的领袖,他倡导“反满”的思想在当时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开始了持续十几年的反满风潮,“排满”成为当时思想界一大风尚。

  1905年同盟会成立,《民报》的发刊词这样写道:“今日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不解,异族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须臾缓”。此时孙中山把推翻清政府和建立民国结合起来,摆脱帝国主义的瓜分宰割为根本的出发点,不再仅仅是反对“满州”的统治。同时对当前流行的“仇满”问题做了阐述“我们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尽管这时期的民族观还没有脱离大汉民族主义的窠臼,但是不可否认较前期的种族革命来说是一次重大的进步。1912年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宣言郑重宣布要实行“五族共和”,反对种族歧视和仇杀。从上述的变化中,我们清晰的看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族观从建立一个单一的大汉民族国家开始向建立一个多民族国家转变,从传统的族类意识向现代政治国家观念的转变。从1894到1912年短短的几年间,孙中山的民族观经历了从浓厚的种族主义到民族平等的重大转变,这种民族观的变化有着深刻的思想、政治渊源。

  一、清末改良思想提供思想修正的来源

  改良派倡导的维新变法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昙花一现,但是对中国民族观改变却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梁启超对什么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具体内涵作了详细的阐述,对当时民主主义盛行时代起到了正确的舆论导向的作用,同时他也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名称,以及“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等概念,对中国的民族认同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民族主义”,他解释道:“吾中国言民族主义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何?汉族对于国内的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可见改良派的民族观包含了民族的认同观点,同时对于国家政治的统一作用不容小觑,对后来革命派民族观整合和演进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在清末立宪运动中,以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继承了康梁的民族观,对民族主义做了具体的阐述,成为孙中山民族观思想转变的最直接的渊源。1907杨度的在《金铁主义》中说:“以今日中国国家论之,其土地乃合二十一行省、蒙古、回部、西藏而为其土地,其人民乃合满、汉、蒙、回、藏五族而为其人民,不仅于国内之事实为然,即国际之事实亦然,根据甄克思《社会通诠》一书把社会国民的发展程度,从易到难分为四者:即军事能力、经济能力、政治能力和责任心。杨度认为,五族的国民程度由低到高依次为蒙、藏、回、满、汉”。杨度认为汉、满、蒙、回、藏,其能力和责任心程度则高下有别,就能力而言可分为三级,汉为首,满次之。蒙回藏又次之,就责任心而言汉人犹有不足,而满族更甚,但各族均为中国国民。对于民族主义问题,杨度认为无论满族还是汉族皆应是以国家主义为本,即国家民族主义是各族的共同取向,从而在国民统一之下实现民族平等、文化融合。实现国民社会的途径就是确立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和实行民族同化,他倡导:“其始也,姑以去其种族即国家之观念;其继也,乃能去其君主即国家之观念,而后能成为完全之国民,庶乎中国全体之人混化为一。尽成为中华民族,而无痕迹、界限可言”。杨度鲜明的提出了五族并立的观点,为以后孙中山五族共和的理念提供了理论的来源。

  二、辛亥革命推进现实认同

  五族共和观念的接受和认同与辛亥革命时期的整体政治环境密不可分。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胜利,迫使立宪派加入到革命的阵营之中,与革命派建立了合作的关系,他们的加入增强了革命的力量,为推翻清政府的统治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革命形式的进展,越来越多的立宪派和旧官僚参加进来,湖北的黎元洪、汤化龙,湖南谭延?,江苏的程德全,浙江的汤寿潜等相继加入到革命的阵营中,甚至进入了革命的领导层。这为以后辛亥革命的结果的确是埋下了隐患,但是他们开始中和革命派激进的民族主义观,对孙中山等革命派的民族观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在主张建立什么样的政府上展示出来。武汉光复次日,各省代表来上海会商临时政府一事,参加会议的代表有: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沪军都督陈其美,还有各省留沪代表沈恩孚、林长民、居正、吴景濂、刘学甲、赵学臣等,从与会代表的名单看,立宪派占有明显的优势,大会决议“改政体为五族共和”,“国旗为五色,以红、黄、蓝、白、黑代表汉、满、蒙、回、藏为一家”。事实上湖北军政府并没有把五色旗作为国旗而是采用的十八星旗,但是“五族共和”、“五色旗”的出现却向我们展示这样的事实:革命阵营已经开始把民族团结和国家领土完整问题放到及其重要的地位,这和革命者早期倡导的“驱除鞑虏”、排满狭隘的民族观在实质上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五色旗是辛亥革命中江浙地区首先使用的旗帜,当时在南方革命的阵营里立宪派旧官僚所占的比例较大,孙中山对五色旗并不认同,一直主张青天白日旗,认为“五色旗是清朝海军一二品大官之旗,中华民国政府再用此旗,未免失体”。五色旗、十八星旗还是青天白日旗的出现说明在建立何种政府上,不同的派别存在着分歧。1911年12月孙中山回国后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而参议院讨论通过的国旗就是五色旗。此时孙中山认为中国的民族、民权的革命任务已经完成,国内要实现民族平等,为此在1912年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宣言郑重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满汉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这可谓是孙中山对中国五大民族在中华民国中的地位向全体国人的一次明确阐述。至此五族共和的思想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三、动荡现实的爱国之举

  1912年1月1号,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推翻清政府已经不是问题,关键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社会角色由以前的革命者转变到一个国家的建设者,是要建立一个单独的汉族国家还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摆在了孙中山的面前,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的民族建国理论不得不发生变化,接受了五族共和以及保持领土完整成为时代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残酷的社会现实迫使孙中山不得不修正狭隘排满种族主义民族观。湖南、四川、江浙、上海、河南等地的起义高喊“兴汉灭满”、“驱满复仇”等口号,起义军到处屠杀满族民众,武昌起义总指挥蒋翊武说起义“三天来杀旗人不下四五百人,横尸遍地,不及时处理,恐发生瘟疫”在“驱除鞑虏”号召下,出现了民族之间的大仇杀,这是孙中山始料不及的。同时国外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中国社会的动荡,扶持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加紧分裂中国。沙俄煽动蒙古独立,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古宣告独立,在新疆策动阿尔泰叛乱,并出兵唐努乌梁海地区,英国怂恿西藏独立,西藏十三世达赖出逃英属印度。如何处理民族国内民族关系上传统的“驱除鞑虏”已经失效,孙中山所信奉的西方民族建国理论“一民族一国家”在中国惨遭破灭。在这这种情况下五族共和就成为当时避免国家分裂、社会动乱的必然选择。于是孙中山在接见《巴黎日报》记者,谈话中说“中国于地理上分为二十二省,加以三大属地即蒙古、西藏、新疆是也”。这就说明“大中国观”得到了孙中山的认同。

  孙中山的民族观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中国现实斗争中不断修正,这正是孙中山的进步之处,面对辛亥革命后民族分裂的严酷社会现实,孙中山借鉴立宪派的民族思想从而接受和认同了“五族共和”民族观,从而避免了国家和民族的分裂,有利于民族之间团结,一直到今天这种思想仍然具有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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