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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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于是,有没有哲学成了中国哲学的“元问题”,促使学术界的仁人志士深入地反思中国文化中的哲学精神,哲学观念和哲学底蕴。但我要说的是,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名正言顺的神学世界观,但中国传统文化中也不乏有“上帝造人说”,“女娲补天”,“盘古开天劈地”等神话传说和《神创论》,“神化自然”等神学的影子。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哲学”,只是可以谦虚地说:中国虽无西方式哲学体系和哲学论著,但中国不乏有哲学思维和哲学精神。
关键词::哲学,文化,哲学精神,传统文化

 

一、 中国哲学的〝元问题〞

中国很长时期里文史哲不分,以学科专门形态出现的哲学家及著作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样态。表面上看,中国好像没有一位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也没有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著作。于是,有没有哲学成了中国哲学的“元问题”,促使学术界的仁人志士深入地反思中国文化中的哲学精神,哲学观念和哲学底蕴。

首先,我们来探究中西方文化中的哲学底蕴。西方哲学大师常讲:“我们所说的哲学,无非是介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东西。”科学设计的是一切可以被认识的理性的东西,神学则超越于理性的知识之上,是超验的,非理性的,哲学则见于二者之间,回答二者所不能回答的问题。可见,西方哲学起源于神学,以科学为原动力。这里的“科学”非同中国文化中的“科学”概念。免费论文。中国文化中,科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是将日本之“学科”一词变形使用。科学和技术不分家,经常放在一起使用。西方文化则不同,科学是科学,技术是技术。在西方文化中,科学是从确定研究对象的性质和规律这一目的出发,通过观察,调查和实验而得到的系统的知识。科学有三种主要功能:技术功能,学术功能和社会功能。科学的技术功能是显而易见的,科学作为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有效手段,使人类摆脱了对物质世界的被动地位(这是中西方都认同的)。科学的学术功能在于科学是一种探索未知,发现真理,积累知识,传播文明,发展人类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的活动(这是中西方“科学”共同具有的功能)。西方“科学”较之中国,最大的不同在于科学的社会功能,科学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它首先通过技术革命间接地,不自觉地对社会产生影响,然后通过思想革命直接地,自觉地进行社会革命。正是由于科学的社会功能,西方国家的制度变迁趋于成功,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西方文化推动社会发展的进程大致可以描述为“神学——哲学——科学——制度——技术”,即,在发达的神学和哲学基础上产生出数学,数学的发展萌发了科学,科学的社会功能推动了制度变迁。在体制稳定的基础上进行技术变革,是西方国家得以强大的根本之所在。西方文化以哲学和数学为内核,哲理一样简洁,数字一样精确,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在1840年以后出现夭折是因为中国文化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大致是“部落文化——算术——丝绸文明——技术——制度——科学”,即,中国没有西方发达的数学,只有简单的算术。如果说西方神学时代与中国部落生活的发展水平相差无几,西方数学则较之中国算术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西方社会的进步。虽然丝绸之路可以说是中国古人的骄傲,但古人太自满了,明清时洋洋自得,夜郎自大。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惊慌失措的中国人只知道“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一会儿“师夷长技以制夷”,一会儿“中体西用,西学东渐”,一会儿又呐喊“民主”与“共和”。直到“五四”时,才想起了所谓的“赛先生”。况且,“赛先生”的站立是踩在“孔家店”上的。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是注定要失败的。中国在1840年后变得落后,是因为没有及时进行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之根源在于中国没有西方式数学和科学。西方数学是建立在西方神学基础上的,从这个层面上讲,“中国没有西方式哲学”的说法也不为过。免费论文。但我要说的是,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名正言顺的神学世界观,但中国传统文化中也不乏有“上帝造人说”,“女娲补天”,“盘古开天劈地”等神话传说和《神创论》,“神化自然”等神学的影子。中国古代虽无发达的数学,但也有《九章算术》,圆周率等初等算术。中西文化中的“科学”虽有差异,其学术功能和技术功能则是相通的。因此,并不是说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那样的哲学底蕴,只是发展程度不同。故“中国没有西方式哲学”的说法是不科学的。

其次,我们涉猎一些重要的哲学概念。西方哲学大师罗素说:“我们所谓的哲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不外乎是两种观念的产物:一是宗教的和伦理观念的产物,一是那些被我们称之为‘科学’的知识的产物。”其实,中国古代哲学观念何尝不是这样。作为宗教的道教、佛教与作为哲学的道学、佛学虽有原则分野,甚或矛盾之处,而且宗教在中国社会中始终未能取得支配地位,但佛、道两教在某些时代社会地位的上升是与佛、道两教和中国古代哲学的“会通”分不开的。特别是对来自境外的佛教思想的学术化和中国化,显示出中国哲学的开放性和旺盛的生命力。中西文化中的“科学”虽有差异,其学术功能和技术功能却是相通的。伦理观念则更不用说,“具有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本身就是中国古代哲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从哲学观念的具体表现形式来看,西方哲学强调对人的终极关怀,关注人的灵魂生活和精神世界。中国哲学强调内圣外王,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关注人的现实生活和世俗价值追求。中西文化在人生哲学方面都突出了“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进行国家哲学建构时,提出了“哲学王”,“理想国”等概念,其要义在于让哲学家或有才能的人来治理国家,使社会和谐,使臣民勇敢、智慧、节制,正义和自由。中国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孔子提出“仁”的学说,孟子继承孔子思想发展的“仁政”说也是这个要义,让社会安定,让人变得有道德、有修养。中世纪意大利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论述了维护权力的目的,维护权力的合法性,维护权力的手段和过程,其理论归宿却是“仁政”和“暴政”问题,和孟子具有共同的文化趋向。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强调:“君主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玩弄权术。”无独有偶,中国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的论著中也渗透出这样的思想。其实,西方哲学中的许多哲学观念和哲学命题都能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找到影像和视角,只是二者的宣泄方式不同:西方哲学重在思辨,具有超验性,重视非理性因素的存在。中国古代哲学倾向于实用性,经验主义和先验色彩较浓厚,很少重视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哲学”,只是可以谦虚地说:中国虽无西方式哲学体系和哲学论著,但中国不乏有哲学思维和哲学精神。中国或许缺乏体系完备,论证严密周详的哲学构建和思辨的理论表达,但不乏对天人关系、社会政治,人生问题等方面的终极性哲学探索,有自己极富民族性格的独特表达方式。新儒学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以为:“中国学术思想中,合乎西方哲学系统的微乎其微。”我们不能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定取舍。

二、 发扬中国哲学精神时,如何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性作用?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狭义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几乎就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精华部分和灵魂所在。但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等于中国哲学史,前者显得更为具体,更为感性化。发扬中国哲学精神时,要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性作用: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延比中国古代哲学要大得多,它涵盖了中华民族历史生活的方方面面,如音乐,建筑,医学等等。但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古代哲学而学习传统文化则要讲究一定的策略与方法,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择其要点而加以述之,“抓大放小”,“有所为有所不为”。

其次,作为研究性学习者,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要有一个“先融进去,再跳出来”的过程。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时,我们要尽量作为文化主体中的一员融入到具体的社会背景之中,去理解传统文化的时代特征和历史风貌,这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移情理解”。当要对所吸收的零散的文化知识加以概括,总结或提炼的时候,又需要从文化主体的立场中“跳出来”,恢复文化客体(学习者)的角色,尽量客观中立地分析研究能够反映中国古代哲学的文化资料。

再次,在具体学习研究过程中,我们必须排除个人偏好和价值倾向的干扰,以客观中立的态度来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古代哲学。文化本无优劣之分,哲学也无高下之分野,只是中西文化(中西哲学)在表现手法上不同。马克斯·韦伯指出,尽管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在选择研究课题和研究视角上受其价值观的影响,但当他进入研究阶段后就应当排除个人偏好或价值趋向。免费论文。这样,社会科学之研究就能做到“价值中立”,就能得到客观的知识。在这一点上,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已为大多数社会科学工作者所接受。作为哲学工作者,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时,必须牢记这一点。

最后,有一种重要的学习方法——文化比较分析,我们不能忽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文化比较研究正在成为日益热门的课题,如东西方文化比较,中西哲学比较,不同的社会制度比较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时,应广泛涉猎西方文化(包括古希腊文化,古印度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进行比较与研究,做到“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参考文献:
[1]缪德良.中国传统文化要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袁 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风笑天.社会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4]李朝东.西方哲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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